2　S3．綜合醫學評估和合并癥評估
　　 綜合醫學評價和合并癥評估是2017 ADA標準中新增的章節，分為：以患者為中心的協同管理、綜合醫學評估、合并癥評估三部分，包括了2016 ADA標準中“糖尿病的基礎治療與綜合評估”這一部分，強調了在以患者為中心的綜合診療評估背景下對合并癥評估的重要性。
2.1　以患者為中心的協同管理　慢性病管理模型是一種以患者為中心的管理方案，需要患者同參與診療計劃的臨床工作者建立密切的聯系[4-6]。該團隊應包括臨床醫師、護士、營養師、運動學專家、藥劑師、口腔醫師、足病醫師以及精神科醫師等，患者從中得到專業的治療，并積極參與整個治療過程。2017 ADA標準指出，應根據患者的個人習慣、價值觀和目標來制訂管理計劃；而計劃的制訂需考慮患者的年齡、認知能力、學校/工作作息時間和條件、健康理念、支持系統、飲食習慣、身體活動、社會環境、經濟狀況、文化因素、文化程度、數學素養、糖尿病并發癥及其合并癥、醫療保健重點、預期壽命等因素。
　　 此外，本部分內容還包含了對醫患溝通目標的新討論。2017 ADA標準指出，醫患溝通的目標是建立一個互相合作的關系，評估和解決自我管理障礙，而非在自我管理結果不佳時指責患者“不合作”或“依從性不高”[7]。同時，共鳴和傾聽（如開放性問題、評價性陳述和總結患者的發言等）可促進有效溝通。
2.2　綜合醫學評估　2017 ADA標準建議，在患者初次就診時就應進行完整的醫學評估。綜合醫學評估（表2）包括初始和后續隨訪評估、并發癥評估、心理評估、合并癥管理以及整個過程中患者的參與情況。其目標是為健康護理團隊提供信息，從而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支持。除了病史、體檢和實驗室檢查，臨床醫師還應評估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為、營養狀況以及社會心理健康，并為免疫接種提供指導。由于新的證據表明睡眠質量與血糖控制有關，因此，2017 ADA標準建議將睡眠模式和持續時間的評估作為綜合醫學評估的一部分。

　同時，2017 ADA標準還強調了免疫接種在綜合醫學評估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下列幾點建議：①按照年齡為兒童和成年糖尿病患者提供常規疫苗接種；②建議年齡大于半歲的糖尿病患兒每年進行流感疫苗接種；③建議所有2～64歲糖尿病患者接種23價肺炎球菌多糖疫苗（PPSV23）；所有≥65歲的患者，在接種PPSV23后至少1年再接種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苗（PCV13），并在接種PCV13后至少1年且最后一劑PPSV23后至少5年再次接種PPSV23疫苗；④對未接種乙肝疫苗的19～59歲糖尿病患者應接種三聯乙肝疫苗；⑤對未接種乙肝疫苗、≥60歲糖尿病患者可考慮接種三聯乙肝疫苗。
2.3　合并癥評估　糖尿病合并癥是指相對于同齡的非糖尿病者，對糖尿病患者影響更多、風險更大的疾病。除了癌癥、認知功能障礙、脂肪肝、骨折、聽力受損、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等常見的糖尿病合并癥，2017 ADA標準將自身免疫病、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焦慮癥、抑郁癥、進食紊亂和嚴重的精神疾病納入了糖尿病合并癥列表。
3　S5．預防或延緩2型糖尿病
　　 為了幫助臨床醫師識別哪些患者可以從糖尿病預防中獲益，2017 ADA標準強調了通過評估工具、危險因素評估以及OGTT篩查糖尿病前期患者的重要性，并提出每年至少檢測1次血糖相關指標，以明確糖尿病前期是否進展為糖尿病。同時，糖尿病前期患者應參考糖尿病預防計劃，予以強化行為生活方式干預，以達到并維持7%的減重目標，并將中等強度身體活動（例如快走）的時間增加至≥150分鐘/周。
　　 除了生活方式干預外，藥物干預也是2型糖尿病預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7 ADA標準指出，對于糖尿病前期患者，尤其是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35 kg/m2、年齡＜60歲、有GDM病史的女性，以及盡管進行了生活方式干預但HbA1c仍不達標的患者，應考慮使用二甲雙胍預防2型糖尿病。與此同時，鑒于維生素B12缺乏與長期使用二甲雙胍關聯的新證據，2017 ADA標準指出：長期使用二甲雙胍可能導致維生素B12缺乏，在使用二甲雙胍治療的患者中，尤其是貧血、周圍神經病變者，應考慮定期監測維生素B12水平，并根據需要補充[8]。
4　S6．血糖控制目標
　　 2017 ADA標準延續了2016 ADA標準中關于血糖指標的建議，強調患者進行自我血糖監測（self-monitoring of blood glucose，SMBG）和定期檢測HbA1c的重要性，并對低血糖相關內容進行了更新。
　　 SMBG是糖尿病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協助評估患者對治療的反應，并評估血糖控制是否達標。此外，動態血糖監測在評估1型糖尿病或2型糖尿病治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低血糖是影響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達標的重要因素之一。2017 ADA標準在低血糖診治方面進行了更新。國際低血糖研究小組將低血糖分為了低血糖警戒值、臨床癥狀明顯的低血糖及嚴重低血糖，其中嚴重低血糖定義為需要他人幫助的嚴重認知障礙[9,10]（表3）。根據其建議，臨床癥狀明顯的低血糖被定義為血糖＜3.0 mmol/L，低血糖警戒值定義為≤3.9 mmol/L。此外，臨床相關影響因素也被列入討論范圍。2017 ADA標準指出，由于對低血糖癥狀的識別能力較低，老年和幼兒1型糖尿病更易受低血糖的影響。一項大型隊列研究結果顯示，在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中，嚴重低血糖病史和認知功能障礙有關；而在對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相關研究中，基線的認知障礙或隨訪期間認知功能減退與嚴重低血糖的發生顯著相關。然而，在針對青少年和青壯年1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中，嚴重低血糖的發生率和認知功能減退之間并無關聯。同時，個體化的血糖目標、患者教育、飲食干預、運動管理、藥物調整、血糖監測及常規臨床檢測情況也與低血糖的發生有關。

5　S7．2型糖尿病治療的肥胖管理
　　 作為2016 ADA標準的新增章節，2017 ADA標準在此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更新。大量研究結果表明，肥胖管理有助于2型糖尿病的治療，適度的減重有助于改善血糖水平并減少對降糖藥物的需求[11-13]。多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結果均顯示，相較于常規生活方式干預，減重手術可顯著改善血糖水平并減少心血管危險因素[14]。為了與其他ADA聲明一致，并強調手術在2型糖尿病治療中的作用，2017 ADA標準將“減重手術”更改為“代謝手術”。
　　 需要注意的是，2017 ADA標準中對于代謝手術的內容已經明顯改變，包括手術治療要求的相應BMI閾值（表4）、心理健康評估結果和合適的手術場所。部分組織和機構建議將代謝手術的適應證擴大至血糖控制不佳且BMI≥30 kg/m2（美籍亞裔為27.5 kg/m2）的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15,16]。但需要指出的是，代謝手術也存在一定風險，包括傾倒綜合征、骨質疏松和貧血等[17]。同時，部分行代謝手術的患者其抑郁癥和其他常見精神疾病的發病率也有所增加，因此，需在術前考慮患者是否有酒精或藥物濫用史、相關精神疾病病史，并于術后定期評估其精神狀態[18]。但由于我國人群平均BMI水平低于歐美國家，且中心性肥胖更為顯著，因此是否將2017 ADA標準建議的切點直接應用于我國人群尚需研究。

6　S8．降糖藥物治療方案
　　 本章節的標題從2016 ADA標準中的“降糖治療方案”改為“降糖藥物治療方案”，以強調本章節僅著眼于糖尿病的藥物治療。主要分為1型糖尿病的藥物治療和2型糖尿病的藥物治療兩部分。同時，加入了一個新的小節，以闡述新近上市的胰島素類似物在糖尿病治療中的作用。
　　 對于1型糖尿病患者，胰島素是其最主要的治療藥物。通常，起始胰島素劑量與患者體重有關，胰島素劑量為0.4～1.0 U/（kg·d），若患者處于青春期則適當加量。ADA/兒童糖尿病研究基金（Junior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JDRF）的1型糖尿病手冊中建議，對于代謝穩定的患者，建議起始劑量為0.5 U/（kg·d），若出現酮癥酸中毒則立即適當增加劑量。胰島淀粉樣多肽類似物——普蘭林肽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用于成年1型糖尿病患者。該藥通過延遲胃排空、減少胰高血糖素的分泌并增加飽腹感來降低血糖水平，并可減輕體重，降低胰島素劑量。此外，二甲雙胍、基于腸促胰素的治療藥物、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sodium-glucose cotransporter 2，SGLT2）抑制劑也可用于1型糖尿病的治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FDA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在使用SGLT2抑制劑的過程中可出現不表現為高血糖的酮癥酸中毒（正常血糖性酮癥酸中毒），此時應立即停用SGLT2抑制劑，并及時就醫。此外，胰腺和胰島移植也可用于治療1型糖尿病。
　　 對于2型糖尿病，應在綜合考慮療效、低血糖風險、對體重的影響、潛在不良反應、成本以及患者偏好的基礎上，以患者為中心指導治療藥物的選擇。若無禁忌證且可耐受，二甲雙胍是首選的初始治療藥物。若3個月非胰島素單一藥物治療已達最大耐受劑量，血糖或HbA1c仍未達標，則應添加第二種口服藥物[磺胺類、噻唑烷二酮、二肽基肽酶-4（dipeptidyl peptidase 4，DPP-4）抑制劑、SGLT2抑制劑]、胰高血糖素樣肽-1（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受體激動劑或基礎胰島素。與此同時，根據2項大型臨床試驗結果，2017 ADA標準指出：對于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可考慮使用恩格列凈（SGLT2抑制劑）或利拉魯肽（DPP-4抑制劑）以降低死亡率[19,20]。此外，許多2型糖尿病患者最終也需要并受益于胰島素治療。研究表明，基礎胰島素聯合GLP-1受體激動劑 vs. 基礎胰島素聯合速效胰島素 vs. 每日2次預混胰島素，療效無明顯差異；每日多次預混胰島素療法的效果與基礎-餐時胰島素療法亦相似。由此，2型糖尿病患者聯合胰島素注射治療的調整方案做了如下變化（圖1）。

　需要指出的是，2017 ADA標準著重討論了降糖藥物的經濟負擔，從降糖藥物的平均成本價、最大日使用劑量等角度進行了分析，并指出在過去幾十年中，胰島素的價格持續大幅度升高，因此在選擇治療方案時，成本效益是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
7　S9．心血管疾病及危險因素管理
　　 動脈粥樣硬化心血管疾�。╝ther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定義為動脈粥樣硬化引起的一組動脈疾病，包括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心肌梗死、穩定或不穩定型心絞痛、冠狀動脈或其他動脈重建、腦卒中、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周圍血管疾病，是造成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殘的首要因素。
　　 本章節在既往高血壓/血壓管理、血脂管理、抗血小板藥物三部分的基礎上，新增了冠心病這一小節，以闡述糖尿病患者如何改善心血管事件預后。
7.1　高血壓/血壓管理　2017 ADA標準延續了2016 ADA標準，指出血壓為常規檢查項目，若發現血壓升高，應改日重復測量以確診。對于大多數糖尿病合并高血壓患者，其目標血壓為140/90 mmHg；而對于具有心血管疾病高風險的患者，可選用130/80 mmHg為降壓目標；對于GDM患者，為了在減少胎兒宮內發育受損的前提下優化產婦遠期健康，其目標血壓調整為120～160/80～105 mmHg（2016 ADA標準為110～129/65～79 mmHg）；慢性高血壓患者的治療目標與GDM相同。
　　 在治療方面，對于血壓為120/80 mmHg的患者，主要采取生活方式干預，包括超重/肥胖時的減重，防止高血壓膳食模式（減少鈉、增加鉀的攝入），減少酒精攝入，增加運動。而對于血壓＞140/90 mmHg的患者，除了生活方式干預外，還需及時采取藥物治療以達到目標血壓；若患者血壓＞160/100 mmHg，則應在生活方式干預之外通過2種藥物治療以減少心血管事件的法術風險。根據新近的研究結果，針對糖尿病患者的高血壓治療，2017 ADA標準建議，對于沒有白蛋白尿的患者，可以使用4類已被證實對心血管預后有益的降壓藥物[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斷劑，噻嗪類利尿劑或二氫吡啶類鈣通道阻斷劑]。
7.2　血脂管理　2017 ADA標準指出，生活方式干預對血脂管理具有重要作用，并提出，生活方式干預主要著眼于減重，包括減少飽和脂肪、反式脂肪和膽固醇的攝入，增加飲食中ω-3脂肪酸、膳食纖維、植物固醇的攝入，并增加體力活動以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血脂譜。
　　 對于甘油三酯水平≤1.7 mmol/L和（或）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水平降低（男性≤1.0 mmol/L，女性≤1.3 mmol/L）者應考慮強化生活方式干預并優化血糖控制。對于所有年齡段患有糖尿病和ASCVD的患者，應將高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納入生活方式干預中；年齡＜40歲伴ASCVD危險因素的糖尿病患者，應考慮中至高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和生活方式干預；對于年齡為40～75歲無ASCVD危險因素的糖尿病患者，則應考慮在生活方式干預之外予以中等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對于年齡為40～75歲有ASCVD危險因素的糖尿病患者，則需要高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聯合生活方式干預。對于年齡＞75歲的糖尿病患者，若無額外的ASCVD危險因素，則在生活方式干預基礎上予以中等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若伴額外的ASCVD危險因素，則考慮選擇中至高等強度的他汀類藥物治療方案（表5）。

　　需要注意的是，他汀類藥物聯合煙酸治療并沒有顯示出較他汀類單藥治療的優越性，并可能增加腦卒中的發生風險，故而一般不推薦。此外，妊娠期女性禁止使用他汀類藥物。
7.3　抗血小板藥物　ASCVD是糖尿病常見的并發癥之一，2017 ADA標準沿用2016 ADA標準，推薦將小劑量阿司匹林（75～162 mg/d）作為有ASCVD病史的糖尿病患者的二級預防策略，若患者對阿司匹林過敏，則可用氯吡格雷（75 mg/d）替代；而對于伴有ASCVD危險因素、年齡≥50歲的1型或2型糖尿病患者，可考慮將小劑量阿司匹林作為一級預防策略。
7.4　冠心病　2017 ADA標準新加入了這一部分內容，通過闡述新近的臨床研究結果，為減少心血管事件提供相關建議。對于篩查診斷方面，2017 ADA標準指出，對于無相關癥狀的患者，鑒于治療ASCVD危險因素并不能改善冠心病預后，可能增加不必要的侵入性檢查，且會增加輻射暴露，因此不建議將冠心病篩查作為常規檢查項目。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時，可考慮對冠心病進行檢查的情況包括：非典型性心臟癥狀（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難、胸部不適等），相關血管疾病的體征或癥狀（頸動脈雜音、短暫性腦缺血發作、腦卒中、跛行或外周動脈疾病等）以及心電圖異常（Q波等）。
　　 在治療方面，2017 ADA標準建議，對已有ASCVD的糖尿病患者，如果沒有禁忌證，應使用阿司匹林和他汀類藥物治療，并考慮加用ACEI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發生風險；對有心肌梗死病史的患者，則應在心肌梗死后持續使用β受體阻滯劑至少2年；對于有心力衰竭癥狀的患者，不應使用噻唑烷二酮治療[21,22]；對于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2型糖尿病患者，若估算的腎小球濾過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30 ml/（min·1.73 m2），則可使用二甲雙胍，但若患者病情不穩定或正住院治療，則應避免使用二甲雙胍。
　　 此外，部分臨床研究結果顯示，部分高危糖尿病患者使用恩格列凈（SGLT2抑制劑）治療后心血管事件的預后有所改善[19]，為此，FDA最近為恩格列凈增加了新的適應證——降低成人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風險。同時，相應的關于利拉魯肽（DPP-4抑制劑）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結果[20]。然而，其他SGLT2抑制劑或DPP-4抑制劑能否有類似的結果，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8　S12．兒童和青少年糖尿病管理
　　 本章節在2016 ADA標準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并強調了青少年社會心理問題的評估和轉診的重要性。
　　 75%的1型糖尿病患者被診斷時年齡＜18歲[23]。由此，臨床醫師必須考慮兒童和青少年1型糖尿病治療和管理中的一些特殊問題，例如與生長發育有關的胰島素敏感性變化、自我護理能力、兒童護理中心和學校的監管環境、低齡兒童對低血糖和高血糖的神經易感性，以及酮癥酸中毒對神經認知發育的不良影響[24]。此外，家庭環境、發育階段以及性成熟相關的生理差異的影響也需納入糖尿病治療計劃的制訂中[25]。同時，2017 ADA標準也進一步指出，從12歲開始，青少年患者應有與醫生獨處溝通的時間；并且，考慮意外懷孕和代謝控制不良相關的畸形風險，建議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從青春期開始接受孕前咨詢。
　　 根據最新的流行病學研究結果，在過去的20年中，美國青年2型糖尿病每年增加約5000例新病例[26]。有證據表明，青年2型糖尿病不僅與1型糖尿病有關，而且與成人2型糖尿病有所不同，表現出其特有的特征（如β細胞功能減退和并發癥發展速度明顯加快）[27,28]。除了文化環境和社會心理的影響，青年2型糖尿病相關危險因素還包括肥胖、糖尿病家族史、女性以及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28]。鑒于目前肥胖人群越來越多，并且糖尿病相關自身抗體和酮癥可能存在于具有2型糖尿病特征（肥胖癥和黑棘皮�。┑膬和�患者中，在兒童中區分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可能是困難的[29]。然而，由于這兩種診斷的治療方案、教育方法、飲食建議及預后不盡相同，由此，2017 ADA標準建議：對青少年患者需即時進行1型糖尿病和2型糖尿病的區分。
　　 同時，2017 ADA標準還新增了一部分內容，以闡釋新近通過代謝手術治療2型糖尿病肥胖青少年的非隨機化研究。小樣本回顧性分析和近期一項多中心前瞻性非隨機研究表明，與成人糖尿病患者中觀察到的結果相比，代謝手術可能在肥胖的青少年2型糖尿病人群中具有相似的效益：在手術后至少3年內，青少年2型糖尿病患者體重減輕、病情好轉，且心臟代謝的危險因素有所改善[30]。然而，目前仍缺乏比較手術與青少年常規治療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相關研究。
　　 2017 ADA標準進一步完善強化了2016 ADA標準的“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重視共同決策，并以患者的個人習慣、價值觀為基礎，因人制宜，設立能滿足個人需求的管理目標。該標準在最新研究證據的支持下，對原有內容進行了更新，使控制目標更明確，治療方案更具體，以期深化臨床醫師對糖尿病復雜本質的理解，加強醫患溝通能力，并指導臨床醫師從實際需要和個人需求出發，進行個體化治療。

參考文獻
[1]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Standards of Medical Care in Diabetes-2017[J]. Diabetes Care, 2017, 40(Suppl 1): S1-S135.
[2] Skyler JS, Bakris GL, Bonifacio E, et al. Differentiation of Diabetes by Pathophysiology, Natural History, and Prognosis[J]. Diabetes, 2016. [Epub ahead of print]
[3] Insel RA, Dunne JL, Atkinson MA, et al. Staging presymptomatic type 1 diabet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of JDRF, the Endocrine Society,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J]. Diabetes Care, 2015, 38(10):1964-1974.
[4] Stellefson M, Dipnarine K, Stopka C. The chronic care model and diabetes management in US primary care settings: a systematic review[J]. Prev Chronic Dis, 2013, 10:E26.
[5] Coleman K, Austin BT, Brach C, et al. Evidence on the Chronic Care Model in the new millennium[J]. Health Aff (Millwood), 2009, 28(1):75-85.
[6] The Diabetes Control and Complications Trial Research Group.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treatment of diabet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of long-term complications in 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J]. N Engl J Med, 1993, 329(14):977-986.
[7] Anderson RM, Funnell MM. Compliance and adherence are dysfunctional concepts in diabetes care[J]. Diabetes Educ, 2000, 26(4):597-604.
[8] Aroda VR, Edelstein SL, Goldberg RB, et al. Long-term Metformin Use and Vitamin B12 Deficiency in the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Outcomes Study[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6, 101(4):1754-1761.
[9] International Hypoglycaemia Study Group. Glucose Concentrations of Less Than 3.0 mmol/L (54 mg/dL) Should Be Reported in Clinical Trials: A Joint Position Statement of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nd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Diabetes[J]. Diabetes Care, 2017, 40(1):155-157.
[10] Seaquist ER, Anderson J, Childs B, et al. Hypoglycemia and diabetes: a report of a workgroup of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and the Endocrine Society[J]. Diabetes Care, 2013, 36(5):1384-1395.
[11] 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7. UK Prospective Diabetes Study 7: response of fasting plasma glucose to diet therapy in newly presenting type II diabetic patients, UKPDS Group[J]. Metabolism, 1990, 39(9):905-912.
[12] Goldstein DJ. Beneficial health effects of modest weight loss[J]. Int J Obes Relat Metab Disord, 1992, 16(6):397-415.
[13] Pastors JG, Warshaw H, Daly A, et al. The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nutrition therapy in diabetes management[J]. Diabetes Care, 2002, 25(3):608-613.
[14] Rubino F, Nathan DM, Eckel RH, et al. Metabolic Surgery in the Treatment Algorithm for Type 2 Diabetes: A Joint Statement by International Diabetes Organizations[J]. Diabetes Care, 2016, 39(6):861-877.
[15] Cummings DE, Cohen RV. Beyond BMI: the need for new guidelines governing the use of bariatric and metabolic surgery[J].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4, 2(2):175-181.
[16] Zimmet P, Alberti KG, Rubino F, et al. IDF's view of bariatric surgery in type 2 diabetes[J]. Lancet, 2011, 378(9786):108-110.
[17] Service GJ, Thompson GB, Service FJ, et al. Hyperinsulinemic hypoglycemia with nesidioblastosis after gastric-bypass surgery[J]. N Engl J Med, 2005, 353(3):249-254.
[18] Caroline M,Apovian,Sue Cummings, et al. Best Practice Updates for Multidisciplinary Care in Weight Loss Surgery[J]. Obesity (Silver Spring), 2009, 17:880-884.
[19] Zinman B, Wanner C, Lachin JM, et al. Empagliflozin,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and Mortality in Type 2 Diabetes[J]. N Engl J Med, 2015, 373(22):2117-2128.
[20] Marso SP, Daniels GH, Brown-Frandsen K, et al. Liraglutide and Cardiovascular Outcomes in Type 2 Diabetes[J]. N Engl J Med, 2016, 375(4):311-322.
[21] Dormandy JA, Charbonnel B, Eckland DJ, et al. Secondary prevention of macrovascular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the PROactive Study (PROspective pioglitAzone Clinical Trial In macroVascular Events):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2005, 366(9493):1279-1289.
[22] Singh S, Loke YK, Furberg CD. Long-term risk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with rosiglitazone: a meta-analysis[J]. JAMA, 2007, 298(10):1189-1195.
[23] Oram RA, Patel K, Hill A, et al. A Type 1 Diabetes Genetic Risk Score Can Aid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ype 1 and Type 2 Diabetes in Young Adults[J]. Diabetes Care, 2016, 39(3):337-344.
[24] Cameron FJ, Scratch SE, Nadebaum C, et al. Neur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at initial presentation of type 1 diabetes i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f children[J]. Diabetes Care, 2014, 37(6):1554-1562.
[25] Markowitz JT, Garvey KC, Laffel LM.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roles of patients and families in type 1 diabetes management[J]. Curr Diabetes Rev, 2015, 11(4):231-238.
[26] Lawrence JM, Imperatore G, Dabelea D, et al. Trends in incidence of type 1 diabetes among non-Hispanic white youth in the U.S., 2002-2009[J]. Diabetes, 2014, 63(11):3938-3945.
[27] Nadeau KJ, Anderson BJ, Berg EG, et al. Youth-Onset Type 2 Diabetes Consensus Report: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Priorities[J]. Diabetes Care, 2016, 39(9):1635-1642.
[28] Henson MC, Castracane VD, O'Neil JS, et al. Serum leptin concentrations and expression of leptin transcripts in placental trophoblast with advancing baboon pregnancy[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99, 84(7):2543-2549.
[29] DuBose SN, Hermann JM, Tamborlane WV, et al. Obesity in Youth with Type 1 Diabetes in Germany, Austri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J Pediatr, 2015, 167(3):627-632. e1-4.
[30] Inge TH, Courcoulas AP, Jenkins TM, et al. Weight Loss and Health Status 3 Years after Bariatric Surgery in Adolescents[J]. N Engl J Med, 2016, 374(2):113-123.
來源：中國醫學前沿雜志（電子版）2017年第1期
精彩回顧：
2016年ADA糖尿病醫學診療標準解讀
作者：蘇杭，周健，賈偉平（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六人民醫院　內分泌代謝科　上海市糖尿病臨床醫學中心　上海市糖尿病重點實驗室　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
免費下載鏈接：http://www.yixueqianyan.cn/CN/abstract/abstract1655.shtml

2015 ADA糖尿病醫學診治標準更新內容解讀
作者：徐師師，童南偉（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內分泌代